第八十七章 谁定的规矩，就得听谁说话

凌晨三点的那面墙，像一柄出鞘的刀，插进了我的骨头里。

它并不美观，甚至有些狰狞——满墙的红线纵横交错，胶片卷轴上挂着编号，报废零件的照片钉在中央，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数据。

但我知道，这面墙比任何光鲜亮丽的汇报幻灯片都更接近真相。

技术并非从天而降的奇迹，它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根，是由千万次失败堆砌而成的道路。

保洁大妈吓得差点报警，赵副厂长派来盯梢的通讯员连夜发电报回厂，说我“反被授权”，事态失控。

但当冯老穿着深灰色呢子大衣站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用徕卡相机拍了三张照片时，我就知道——有人看懂了。

上午九点，通知下来了：增设实践组，我担任临时召集人。

李卫国带着两个青年工人扛着木箱冲进招待所，箱子里装着六套可拆解式枪机组件模型，每一个都能手动分离、演示故障。

它们很粗糙，但它们会“说话”。

我说不用帮忙，可工人兄弟们也有脾气——这话掷地有声，比我讲一百页技术文档都更有说服力。

窗外朝阳冲破云层，我提笔写下：“三大路线，终归要落地。”

会议第一天上午，专家组轮番上台发言。

第一位是从北京来的数控专家，穿着笔挺的西装，讲稿打印得整整齐齐：“未来必须走高精度数控加工路线，这是世界趋势。”他展示了一套进口五轴联动机床的参数图，全场一片惊叹。

第二位来自材料研究院，推了推眼镜说：“新材料才是突破口。我们已经研制出新型钛合金框架，减重30%，强度提升50%。”

第三位主张模块化快速组装：“在野战环境下，十分钟完成拆装才是关键。建议全面推行标准化接口设计。”

三个人说得天花乱坠，台下掌声不断。

我坐在角落，低头记笔记，一支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听着听着，我的眉头越皱越紧。

全都是空中楼阁。

数控？全国能稳定供电的工厂都不到十家，哪来的精密机床？

新材料？钛合金实验室才做出样品，量产周期预估至少五年。

模块化？

现在的装配工人连图纸都看不懂几个字，你还让他们按照标准接口拧螺丝？

这不是为中国设计的方案，这是为五年后的美国设计的。

散会铃声响起，我没有离开，转身去了后院的小会议室。

七名实践组成员陆续赶来，他们都是从各厂抽调的一线骨干，脸上带着风霜和疑虑。

我掏出一张泛黄的纸——全行业枪械装配一次合格率统计表。

“68%。”我把纸拍在桌上，“这意味着每三把枪就有一把需要返修。问题出在哪里？是设计太差？还是我们工人笨？”

没有人说话。

“是工艺落地断了链。”我的声音不高，但却像锤子敲在铁上一样，“图纸画得再漂亮，车间没有恒温环境、没有精密量具、没有合格的热处理炉，你拿什么保证公差？战士在雪地里拉枪机，手冻僵了，护木拧不开，你说他该怪自己手套厚吗？”

屋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苏晚晴坐在我斜对面，她那张冷白的脸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却亮得惊人。

她没有打断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明天分组讨论，我申请主持‘人机适配与野战维护’专题。”我说，“他们谈论的是未来，我们要解决的是明天就能投产的问题。”

第二天，阳光刺眼。

我让工作人员搬上来六个麻袋，重重地落在会议厅中央。

哗啦一声，零件倾泻而出——弯曲的导气管、断裂的复进簧、磨平的击锤凸榫，还有几块烧蚀严重的枪管残片。

台下一片哗然。

“这些都是过去半年各大厂返修枪支拆下来的。”我蹲下身，捡起一根变形的导气管，“它不该在这里。它本该在战场上，替战士挡住一颗子弹。”

我站起身，扫视全场：“这些不是废铁，是战士们用生命写下的技术报告。”

然后，我按下放映机的开关。

一段8毫米的胶片开始滚动：暴风雪中，一名边防战士跪在雪地里，步枪卡壳了。

他徒手敲打护木，手套撕裂，手指冻得发紫，但护木却纹丝不动。

镜头拉近，他的眼里有血丝，有绝望，也有倔强。

画面定格。

我问道：“各位专家，你们的设计，能不能让他戴着手套修理枪支？”

没有人回答。

第三天，主导研究所提交了完整的设计方案，全场鼓掌。

流程进行到最后，我举起手说：“我想做个实验。”

所有人都愣住了。

工作人员抬上来两支同型号的样枪。

一支是由研究所团队按照新方案装配的，使用进口工具和精密校准设备；另一支，是我带来的“火种团队”——两名八级钳工、一名热处理老师傅，在普通车间用土办法手工调校的。

射击台架设好了。

采用全自动模式，连续射击一百发。

第一支枪，前二十发很稳定，第三十发开始弹道偏移，第五十发枪管明显过热，第七十八发出现两次轻微卡壳。

第二支枪，全程平稳，百发无故障，枪口几乎没有偏移。

数据投影到墙上。

我平静地说：“不是他们的设计不好，而是我们现有的钢材、热处理工艺和装配工人水平太差，支撑不起那种精密的结构。”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

有人低头翻看记录，有人悄悄摘下眼镜擦汗。

冯老坐在后排，嘴角微微动了动，没有说话，但目光炯炯有神。

当晚，我回到招待所房间，刚倒了杯热水，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放下杯子，拿起听筒。

“林钧。”是冯老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科工委有领导问……”

我盯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满脸疲惫，眼底却燃烧着火焰。

我没有回答。

冯老的声音在电话里停顿了两秒，像是一枚钉子卡进了沉默的木板。

“林钧，”他缓缓开口，“科工委有领导问——你是不是早知道材料瓶颈？”

我站在窗前，热水杯的热气氤氲着玻璃，映出我眼底那一道未散的血丝。

窗外是招待所后院那堵被我贴满故障图的墙，此刻在夜色中像一头蛰伏的兽，无声地吞吐着过去七十二小时里的每一场交锋。

我摇头，对着听筒说：“我不光知道材料撑不住，我还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比如0.03毫米的轴向间隙，在实验室叫公差，在战场上，那就是哑火。”

电话那头再没说话。

挂了电话，我没睡。

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一直响到凌晨四点。

桌面上摊开的是三张草图、两份返修记录、一本泛黄的《金属工艺学》笔记——那是我穿越后靠记忆手抄出来的残本。

我在写一份建议书，《关于建立“基础工艺能力评估体系”的建议》，不再是零散改进，而是要重构规则本身。

三条红线必须前置：

一、现有设备兼容性——你的设计能不能在我这台1954年产的老铣床上做出来？

二、工人平均技能水平——全厂八级工不到百分之三，你让六级以下工人怎么装配精密接口？

三、野战环境下可维护性——风雪里戴手套拆枪，泥水里更换零件，这不是演习，是活命！

这不是反对创新，这是给幻想系上安全带。

天快亮时，敲门声响起。

苏晚晴站在门口，披着深蓝色呢子大衣，发梢沾着霜。

她一句话没说，接过我手中写了一半的稿子，坐到桌边就开始整理。

她的字迹清瘦有力，像刀刻进纸里。

她把三百余条实测数据一条条归类：热处理变形率、手工铰孔误差分布、不同班组装配一致性对比……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某位工人熬过的夜、烫伤的手、报废的零件。

我们谁都没提“成功”两个字。

但我们都知道，这张网，已经撒出去了。

第五日清晨，会议厅外雾气未散。

我抱着一叠装订好的建议书副本，趁着工作人员布置茶水的空档，轻轻塞进每位专家座位下的文件袋里。

动作很轻，像是埋下一颗颗静默的雷。

会议开始前五分钟，一位白发苍苍的总师翻了几页，猛地抬头，眼神锐利如刀。

他迅速与邻座几位老工程师交换目光，低声说了句什么。

有人皱眉，有人沉思，有人悄悄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对照数据。

主持人刚宣布进入下一议程，突然改口：“临时增加一项讨论——是否重新定义预研项目的可行性标准？”

空气瞬间凝固。

就在这时，后排传来一声不大的声音，却清晰得如同铁锤落砧：

“我代表红星厂设备科……支持林代表的提议。”

我坐在前排，没有回头。

只是低下头，右手拇指轻轻摩挲着左袖口那道陈年烫伤的疤痕——那是我在废料组第一次用自制电焊修补夹具时留下的。

十年前，没人看得见这道疤；今天，它记得所有从泥里爬出来的路。

而此刻，会议室顶灯忽明忽暗地闪了一下。

像是某种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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