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赵政委的万字报告(中)
因为第十三页的开头,赵正阳单独起了一行标题。
《关于夏启同志的专项评估》
秦老往后翻了一下。
第十三页,第十四页,第十五页,第十六页。
整整四页纸。
全部是专门写夏启的。
要知道,这份报告涵盖了两场战役、两座县城、数万百姓的安置,以及游击队的整编和特战人员的评估。
而关于这些宏大繁杂的事务,赵正阳总共也才用了十二页。
可单单为了评价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竟毫不吝啬地用去了整整四页的篇幅!
秦老的翻页动作停了。
他把前面几页叠好,放在桌角。
然后把这四页单独抽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面前。
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把台灯的角度调了一下,让光线更集中地照在纸面上。
然后开始阅读。
赵正阳的第一段是这么写的:
“夏启同志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远超我的预期,必须指出,这不是一种客套的评价。在出发前,我对夏启同志的定位是‘时空门坐标’和‘后勤保障核心’。我没有对他提出任何军事或政务方面的要求。以下评估基于他在行动中的自发表现,而非指令执行。”
秦老看完这一段,没有急着往下看。
他太了解赵正阳了。
这位全军顶尖的政工干部,向来看人极准,眼光极高。
能让他用上“远超预期”这四个字,夏启在1937年究竟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秦老抬起头,看了牛涛一眼。
牛涛正端着茶杯,脊背挺得笔直,没有说话。
秦老低下头,继续往下看。
第二段。
“一、战术判断能力。”
“在H5区域发现日军五百人步兵大队进犯时,夏启同志在作战会议上被我点名发言。他提出的‘声东击西’战术方案具备完整的逻辑链:以攻打邰县转移日军注意力,保护黑林山营地数千难民安全,同时利用日军‘第三方势力介入’的战略误判争取窗口期。该方案的核心思路被牛涛同志和我共同采纳,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双城联动作战计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夏启同志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他的判断依据来自对当前局势的综合分析和对敌方心理的推演。他的战术思维模式更接近博弈论,而非传统军事学。”
秦老翻过一页。
“二、政务管理能力。”
“在我与牛涛同志率主力攻打俞县期间,夏启同志独立负责俞县的全面管理工作,时间跨度为四天三夜。”
“期间,他完成了以下工作:”
“1.对俞县缴获的全部伪军进行分级甄别,以有无血债为核心标准,将伪军分为‘血债派’与‘胁从派’。血债派交由王铮同志主持公审后处决。胁从派经登记造册后编入劳改队或允许其戴罪立功。处理过程中,无一人申诉不公。”
“2.组织民兵对县城及周边进行安全巡逻,建立了轮班制度。他不仅没有一刀切地废除旧有体系,反而将城内原有的保甲体系暂时保留作为过渡,同时指派游击队骨干进驻每个保甲单位,实现双轨管理,极大地维持了城内的稳定。”
“3.开放日军粮仓及缴获的部分物资,以户为单位分配口粮。分配标准为人均定量,老弱妇孺优先。分配过程由游击队员现场监督,数万人的县城,竟未发生一起哄抢和流血争执。”
“4.将城内原有的一处祠堂改造为临时医疗点,安排受过基础救护培训的游击队员驻守,对伤病平民提供初步救治,有效遏制了疫病爆发的可能。”
“5.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县城内的商铺和手工业者进行登记摸底,初步掌握了俞县的经济构成和物产情况,为后续根据地的经济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
秦老看到这里,停了下来。
他摘下老花镜。
揉了揉鼻梁和眉心,试图消化这些信息。
“这些事情...”
秦老抬眼看向牛涛:
“是赵正阳手把手教他的?”
牛涛摇了下头。
“报告首长,赵政委在出发前给了他一本笔记。”
“是关于群众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但俞县的具体事务,杀谁?留谁?发多少粮食,全部都是夏启自己独立做的决定!”
“赵正阳就没有遥控指挥?”秦老追问。
“没有。”牛涛说。“我们拿下俞县后,跟邰县那边只保持了最基本的通讯联络,没有对夏启下过任何行政方面的指令。”
秦老点点头,重新戴上老花镜。
继续看最后两页。
“三、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
赵正阳在写这一段时,笔迹明显发生了变化。
行距变宽了,落笔也更重了。
秦老能看出来,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赵正阳停顿、斟酌过很多次。
“夏启同志在本次行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情绪稳定性和抗压能力。但作为政委,我必须向组织如实报告,他身上存在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他的复仇意志,太过强烈。”
“这种意志并不是表面的冲动或者愤怒,恰恰相反,他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冷静和理性。但在面对日军战俘时,他的行为模式会发生明显变化。”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1.在俞县处理日军战俘时,夏启同志当众枪杀了两名不配合审讯的日军士兵。从战术角度看,这一行为起到了震慑效果。但从他开枪时的状态来看,这不完全是战术考量。他在扣动扳机时,呼吸频率和面部表情没有任何波动。这说明他对‘杀死日军’这件事没有心理负担。一个二十三岁、此前从未接受过系统脱敏训练的普通人,在近距离击杀活人时,表现出这种程度的平静,是不正常的。”
“2.在俞县与日军老兵的格斗对决中,夏启同志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制服敌人’的范畴。战斗结束后,他在对方已经丧失反抗能力之后,仍然持续施加暴力,他踩踏敌人残躯发表演说的行为,虽然在现场起到了极大的士气鼓舞作用,但从指挥员素养的角度审视,这一举动带有冲动的残暴性质。我认为,驱动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需要,也不是表演需要,而是他内心深处,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极端仇恨,这种仇恨如果缺乏引导,有失控的风险。”
秦老明白赵正阳的担忧。
他的担忧是从一名优秀政工干部的职责出发,客观且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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