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成长之愧

和我同一年出生的大姑妈家的二女儿孝美（平时我叫她二姐），比我大四个月，所以我叫她二姐，在所有表兄弟姊妹里，她和我是最亲近的。

我们一同出生，一同上小学，一同回家。这时，她家的条件比我家的条件好，哪怕在整个郭家大队，她家的条件都算得上很不错的，就因为她爸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出国工作过。

大姑父虽是作为工人去坦桑尼亚修铁路，但在20世纪70年代，算是相当优越了。大姑父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带回来很多高级漂亮的丝绸面料，坦桑尼亚拥有独特的野生蚕种，产出的蚕丝具有天然金色光泽，质感独特。坦桑尼亚丝绸公司(1963年成立）：专注生产高质量丝绸，是当时非洲重要的蚕丝生产企业。这时坦桑尼亚部分地区特别在东部沿海和山区保留手工缫丝和织造技术。

虽然这时我国也生产丝绸，且已成为全球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主导国。但在农村，条件极其有限，基本上都是用的粗布床单，没有几家能买得起丝绸。大部分人见都未见过。

大姑父回国时背回一个鼓囊囊的帆布包，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刚放下包就掏出两大块丝绸面料，红的像石榴花，金的像太阳光，围观的人都“啧啧”称奇，伸手摸一下都小心翼翼的，羡慕极了。大姑妈找我妈帮忙做成被套，那几天我家的油灯总亮到半夜，我趴在桌边看妈妈飞针走线，丝绸在灯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丝线香。后来大姑妈送给我家两个白底上开粉红荷花的丝绸被套，非常美，那是我最喜欢的被套。那被套陪着我从小学睡到初中，即便洗得有些褪色，摸上去依旧顺滑，盖在身上像裹着一层温暖的月光。

除了丝绸布料，大姑父还带回了不少小玩意儿：印着非洲花纹的丝巾、亮晶晶的玻璃珠子，还有一扎扎五颜六色的薄纱头绳。那些头绳在当时的郭家村可是独一份，村里的小姑娘们见都没见过，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看。二姐孝美成了最受羡慕的对象，每天早上都要在镜子前挑半天，今天扎粉的，明天扎绿的，薄纱在风里飘起来，像蝴蝶的翅膀。

宋孝梅是二姐孝美大伯家的女儿，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大人说我们是真老根，所以我们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人同班，这期孝梅和孝美同桌，每天坐在她旁边上课，总忍不住盯着她的头绳看，手指在课桌底下偷偷摩挲着自己扎头发的粗棉线，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挠。

真正让孝梅失了神的，是那对天蓝色的头绳。纱质比其他的更轻薄，阳光照过去能看见细细的丝线纹理，扎在头上像顶着两朵小小的蓝色的云。那天早上二姐刚走进教室，孝梅就被那抹蓝色晃了眼，连早读课都没心思上，满脑子都是那对头绳系在自己头发上的样子。中午午休，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睡觉，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蝉鸣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二姐怕弄乱头绳，小心翼翼地取下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在课桌的抽屉里，然后把头埋在胳膊上，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孝梅的心“怦怦”跳得厉害，手指不受控制地伸向二姐的抽屉。那对头绳摸起来凉凉的、滑滑的。她飞快地把它们塞进自己的书包夹层，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趴在桌上，可后背的汗却把衣服都浸湿了。整个下午她都坐立不安，一会儿怕二姐发现，一会儿又偷偷摸摸地摸书包里的头绳，那种又紧张又兴奋的感觉，让她很久后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奇怪的是，二姐直到放学都没提过头绳的事，她已经忘记了。二姐依旧拉着她的手往家走，还把自己的半块饼干分给了她。

那对头绳被孝梅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眼，却始终没敢扎在头上。直到一个月后的周末，孝梅在家里自己扎上了。她妈妈让她去二姐家送刚蒸好的馒头，她忘记了扎在头上的蓝头绳。刚走进二姐家，就撞见了二姐的大姐孝香。孝香比我们大三岁，她和大姑妈一样长得很粗壮，一眼就盯上了孝梅头上的头绳，嗓门一下子提了起来：“小梅，你头上这头绳哪儿来的？”

孝梅心里一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这时二姐从屋里跑出来，看见她头上的头绳，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脸上满是茫然和错愕。孝香转头瞪着孝美，语气里全是火气：“肯定是你给她的！这是爸给我带的，我都没舍得戴！你却偷偷送给了她？”二姐急得脸都红了，连连摆手：“我没有啊，我那天上学拿了戴在头上，后来就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偏偏跑到她头上了？”孝香不依不饶，声音越来越大。左邻右舍的人都围了过来，大姑妈和大姑父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孝梅站在人群中间，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脸烫得像着了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二姐看着孝梅，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困惑。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开口说：“可能是我之前弄丢了，被她捡到了吧。”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可孝梅却更难受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身就往家里跑，连馒头都忘了放下。那天晚上，孝梅把蓝头绳洗干净，偷偷放在了二姐家的窗台上。从那以后，她再也没碰过别人的东西，那对蓝头绳刻下的教训，这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说孝梅偷头绳是年少时的糊涂账，那后来我干的事，也让我对二姐心怀愧疚。小学时我和二姐的成绩不相上下，每次考试都是她第一我第二，或者我第一她第二，老师总在班上夸我们是班上聪明的“姐妹花”。可上了三年级，数学难度一下子提了上来，二姐像是遇到了拦路虎，尤其是应用题，明明题目都能读懂，却怎么都不会列式。她常常拿着作业本来找我，眉头皱成一团：“舒兰，你看这道题，为什么要用除法啊？”

我告诉她道理，但她越来越听不明白。刚好那时的我很懒，很讨厌写字，尤其是将长长的应用题抄在作业本上就头疼。我看着二姐愁眉苦脸的样子，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二姐，咱们分工吧。你写字比我好看，数学作业你就负责抄题目，先抄你的，再帮我的作业本再抄一份。我会做题，我先把题做出来，再帮你把答案写上。”二姐听了眼睛一亮，连忙点头答应，她大概和我一样以为这是互帮互助，却不知道这个偷懒的办法，让她的数学再也没救了。

1981年升初中，我顺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五中，而二姐却离五中的录取分数线很远，只能去邻村的中心小学读初中班。那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看见二姐蹲在树下哭，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成绩单，数学那一栏的分数特别刺眼，如果她的数学能再多15分，也能和我一起去五中读初中，刚好是做对一道应用题的分数。我走过去想安慰她，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常常愧疚地想，如果当时我能耐心一点，把解题的方法多给她讲几遍，她是不是就能和我一起去五中读书？是不是就能有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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